这一首诗鲜明地标志着陆机思想的转变，是研究陆机的重要材料。公元296年（元康六年），陆机参加了当时权贵贾谧所罗列的“二十四友”。贾谧是贾后的侄子，借助贾后的淫威，怀有异心，他的组织二十四友，是有政治目的的。由于贾后专恣，贾谧权过人主，普遍引起了朝野的反感，因此二十四友自然受到正直人士的谴责，如阎缵上疏说：“世俗险薄，士无廉节，贾谧小儿，恃宠恣睢，而浅中弱植之徒，更相翕习，故世号鲁公二十四友。……潘岳、缪徵等皆谧父党，共相浮沈，人士羞之，闻其晏然，莫不为怪。今诏书暴扬其罪，并皆遣出，百姓咸云清当。臣独谓非但岳、徵，二十四友宜皆齐黜，以肃风教。”后来《晋书》为陆机列传也以此为他的弱点，说他“好游权门，与贾谧亲善，以进趣获讥。”其实二十四友的情况不可一概而论，他们各有自己的特殊情况，彼此之间并不一定有共同的政治利益，陆机最终死于二十四友中的牵秀、王粹之谗，足以说明问题。
陆机出生于吴国高级士族家庭，其祖陆逊，父亲陆抗都是吴国的扶持之将，其生死存亡即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。陆机生长于这样的家庭中，从小饱受正统儒学教育，《晋书》本传说他“服膺儒学，非礼勿动”。但是公元280年吴晋之间最后一场战争中，他所依赖的一切（国家、家族）都毁于一旦，从此个人的建功立业和重振家声的重任便是他一切活动的中心内容。明白了他的思想背景，也就明白他为什么会加入为士人不齿的二十四友。
带着这样的重负，陆机于公元289年（太康末年）应诏北上洛阳，但他并没有很快就能进入上流社会，从而一展建功立业的雄图。赴洛伊始，他就感受到了晋人对吴人的歧视。晋武帝曾公开说：“蜀人服化，无携贰之心；而吴人憨雎，屡作妖寇。”武帝的观点，足以构成吴人仕宦的障碍了。到惠帝时，吴人仕宦的仍然很少。据陆机说：“至于荆、扬二州，户各数十万，今扬州无郎，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。”陆机的情况也如此。栖迟洛阳数年，不过为祭酒、太子洗马及吴王郎中令而已，与他建功立业，振兴家声抱负的实现，相差太远，此时已经三十六岁的他，不禁产生了“日归功未建”（《猛虎行》）的焦躁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陆机接到贾谧的邀请，成为其门下“二十四友”之一，他那“服膺儒学”的思想也开始了转变，这首诗就是他转变的心声。
诗歌的前八句是一幅浮华交游图，写出当日洛阳士人为功名富贵热心交营的情状。开首的“伊洛有歧路”，是实写，也是寓写。实写浮华交游的熙熙攘攘，寓写则指人生的歧路上也拥挤不堪，这里既有朴儒，也有俊民。他们驾着华丽的车子，穿着漂亮的衣服，车盖映照日光，丽服鲜耀芳春，一个个激励着竞进之心，这种奔竞不已的士风，颇令陆机困惑。“余本倦游客”的“倦”字，既指身体的疲惫，也指屡屡碰壁后内心的失望、倦累。想自己出身高贵，又怀盖世才华，为什么竟一直不能得意而施展抱负。作者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却借旧亲之豪彦对自己的教导，来说明自己道路选择的错误。从“倾盖承芳讯”以下是“豪彦”的劝导，这劝导的前提是“欲鸣当及晨”，以鸡及晨而鸣比喻人及时而仕。如何才能及时而仕——就是“守一不足矜，歧路良可遵”。守一指谨守正统的儒家教育，也就是下面所说的“规行”、“矩步”。时代已变，规行矩步者当然不会超越别人。如若及晨而鸣，只有奔竞于歧路之上，寻找捷径，《周易》说：“天下同归而殊途”，不必一定走一条路，像四时季节的递邅一样，顺序而来，实际上殊路亦可同归，歧路也无妨，看那些朴儒、俊民都交驰在伊洛的歧路上了。“要子同归津”是豪彦旧亲对他的召唤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里虽托为豪彦的劝告，实际是陆机个人的思想变化，他的投身二十四友正是思想转变后的行动，他也知道贾谧之门是歧路，不为正直人士所齿，但他又认为正义之路并不能达到“及晨”的目的，因此不足为矜。陆机把“歧路良可遵”与《周易》殊途同归的思想联在一起，从而在儒家经典中找到自己立身的依据，这种思想在其它诗文中一再出现，如《豪士赋序》：“夫立德之基有常，而建功之路不一”，《秋胡行》：“道虽一致，途有万端”等，表明这已成为他后期行为的指导思想。这一切又都是他建功立业的抱负和重振家声的重任所激励。《乐府解题》说陆机这首诗“言世路险狭邪僻，正直之士所无措手足矣。”这种理解是错误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