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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长安有狭邪行》赏析

这一首诗鲜明地标志着陆机思想的转变,是研究陆机的重要材料。公元296年(元康六年),陆机参加了当时权贵贾谧所罗列的“二十四友”。贾谧是贾后的侄子,借助贾后的淫威,怀有异心,他的组织二十四友,是有政治目的的。由于贾后专恣,贾谧权过人主,普遍引起了朝野的反感,因此二十四友自然受到正直人士的谴责,如阎缵上疏说:“世俗险薄,士无廉节,贾谧小儿,恃宠恣睢,而浅中弱植之徒,更相翕习,故世号鲁公二十四友。……潘岳、缪徵等皆谧父党,共相浮沈,人士羞之,闻其晏然,莫不为怪。今诏书暴扬其罪,并皆遣出,百姓咸云清当。臣独谓非但岳、徵,二十四友宜皆齐黜,以肃风教。”后来《晋书》为陆机列传也以此为他的弱点,说他“好游权门,与贾谧亲善,以进趣获讥。”其实二十四友的情况不可一概而论,他们各有自己的特殊情况,彼此之间并不一定有共同的政治利益,陆机最终死于二十四友中的牵秀、王粹之谗,足以说明问题。

陆机出生于吴国高级士族家庭,其祖陆逊,父亲陆抗都是吴国的扶持之将,其生死存亡即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。陆机生长于这样的家庭中,从小饱受正统儒学教育,《晋书》本传说他“服膺儒学,非礼勿动”。但是公元280年吴晋之间最后一场战争中,他所依赖的一切(国家、家族)都毁于一旦,从此个人的建功立业和重振家声的重任便是他一切活动的中心内容。明白了他的思想背景,也就明白他为什么会加入为士人不齿的二十四友。

带着这样的重负,陆机于公元289年(太康末年)应诏北上洛阳,但他并没有很快就能进入上流社会,从而一展建功立业的雄图。赴洛伊始,他就感受到了晋人对吴人的歧视。晋武帝曾公开说:“蜀人服化,无携贰之心;而吴人憨雎,屡作妖寇。”武帝的观点,足以构成吴人仕宦的障碍了。到惠帝时,吴人仕宦的仍然很少。据陆机说:“至于荆、扬二州,户各数十万,今扬州无郎,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。”陆机的情况也如此。栖迟洛阳数年,不过为祭酒、太子洗马及吴王郎中令而已,与他建功立业,振兴家声抱负的实现,相差太远,此时已经三十六岁的他,不禁产生了“日归功未建”(《猛虎行》)的焦躁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陆机接到贾谧的邀请,成为其门下“二十四友”之一,他那“服膺儒学”的思想也开始了转变,这首诗就是他转变的心声。

诗歌的前八句是一幅浮华交游图,写出当日洛阳士人为功名富贵热心交营的情状。开首的“伊洛有歧路”,是实写,也是寓写。实写浮华交游的熙熙攘攘,寓写则指人生的歧路上也拥挤不堪,这里既有朴儒,也有俊民。他们驾着华丽的车子,穿着漂亮的衣服,车盖映照日光,丽服鲜耀芳春,一个个激励着竞进之心,这种奔竞不已的士风,颇令陆机困惑。“余本倦游客”的“倦”字,既指身体的疲惫,也指屡屡碰壁后内心的失望、倦累。想自己出身高贵,又怀盖世才华,为什么竟一直不能得意而施展抱负。作者没有回答这个问题,却借旧亲之豪彦对自己的教导,来说明自己道路选择的错误。从“倾盖承芳讯”以下是“豪彦”的劝导,这劝导的前提是“欲鸣当及晨”,以鸡及晨而鸣比喻人及时而仕。如何才能及时而仕——就是“守一不足矜,歧路良可遵”。守一指谨守正统的儒家教育,也就是下面所说的“规行”、“矩步”。时代已变,规行矩步者当然不会超越别人。如若及晨而鸣,只有奔竞于歧路之上,寻找捷径,《周易》说:“天下同归而殊途”,不必一定走一条路,像四时季节的递邅一样,顺序而来,实际上殊路亦可同归,歧路也无妨,看那些朴儒、俊民都交驰在伊洛的歧路上了。“要子同归津”是豪彦旧亲对他的召唤。

值得注意的是,这里虽托为豪彦的劝告,实际是陆机个人的思想变化,他的投身二十四友正是思想转变后的行动,他也知道贾谧之门是歧路,不为正直人士所齿,但他又认为正义之路并不能达到“及晨”的目的,因此不足为矜。陆机把“歧路良可遵”与《周易》殊途同归的思想联在一起,从而在儒家经典中找到自己立身的依据,这种思想在其它诗文中一再出现,如《豪士赋序》:“夫立德之基有常,而建功之路不一”,《秋胡行》:“道虽一致,途有万端”等,表明这已成为他后期行为的指导思想。这一切又都是他建功立业的抱负和重振家声的重任所激励。《乐府解题》说陆机这首诗“言世路险狭邪僻,正直之士所无措手足矣。”这种理解是错误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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