嵇侍中庙在荡阴（河南汤阴）西南浣衣里，祀主嵇绍，也就是文天祥《正气歌》所谓“为嵇侍中血”者。绍字延祖，是魏中散大夫嵇康的独生子。嵇康一生主要是在司马氏集团与曹氏集团的激烈斗争中度过的，他因为跟魏宗室联姻的关系，自明帝以后大权落在司马氏手里，就一直受到猜忌，遂隐居山阳（河南焦作市附近），与阮籍、山涛、王戎等名士作竹林之游，被称为“竹林七贤”。他倡言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（《嵇康集·养生论》），抱定坚决不同司马氏合作的态度，结果被诬陷为“欲助毋丘俭”叛乱，在景元三年（262）被杀。嵇康被杀的时候，嵇绍才刚刚十岁。他由母亲教养成人，后经山涛的推举，于晋武帝时征为秘书丞，累迁汝阴太守、尚书左仆射，有政声，深受裴等人的器重。永兴元年（304）八王之乱，东海王司马越等带着惠帝出兵攻打成都王司马颖，兵败于荡阴，“百官及侍卫莫不散溃，惟绍俨然端冕，以身捍卫，兵交御辇，飞箭雨集”“血溅御服”，最后献出了他的生命。待到事态平息，左右欲洗帝衣，惠帝说道：“此嵇侍中血，勿去！”（《晋书·嵇绍传》）
王磐诗即根据这些史实点染而成，写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嵇绍，因而具有自己的特点。
在王磐的心目中，嵇绍只能在“家恨”与“世乱”面前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，但他却是一个能够于紧要关头主动把握命运的英雄。诗起笔叙中带论，准确地揭示了嵇绍怀着剧痛被迫做官的隐衷。然而更糟糕的还是政治的黑暗和官场的腐败，使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不仅不可能为定乱安邦有所建树，而且总有一天局势将不可收拾，将强迫人们做出最后的选择。那么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呢？“犹幸临危节可要”。他勇敢地选择了人最可宝贵的东西：气节。要节，即立节，语本《荀子·礼论》“孰知夫出死要节之所以养生也”，“要”，读平声。“犹幸”描摹心态转换。“可”陈述理性判断，有此一笔，嵇绍的精神境界遂得到定格。也就是说，正因为有如此足够的精神准备，故能处乱若定，临危见节。据《晋书·嵇绍传》记载，当其奔赴荡阴救驾之际，秦准曾经提醒他：“今日向难，卿有佳马否？”他正色道：“若使皇舆失守，臣节有在，骏马何为！”可见他早已抱定死节的决心，要用“忠血”赢得“千古”的“英名”。古代以水藻、火焰形图案作为服饰（《尚书·益稷》），诗谓“藻火”者，指的是惠帝的衣服。诗至尾联方一笔关合住。据说嵇绍跟他父亲一样，仪表、风度均十分出众，刚到洛阳，在稠人之中竟视为“昂昂然如野鹤之在鸡群”。由敬其忠节而仰其风仪，敷写外形，使嵇绍的形象显得丰满，又把诗人的仰慕之情寄托其中，可谓收得神完气足。大凡咏史之作，要在能出能入，不泥不泛，有新意，主风神。这首诗的可贵之处也就在这里。作者并没有把古人简单化，用道德标签贴在史料上就算完事，相反，是在不得不作出的人生抉择中洞幽烛微，融入自己的体验。王磐本农家出身，在金、宋、元的争战中度过青少年时期，二十六岁时曾经考上金朝的进士，不久金亡，只好于元中统元年（1260）出任益都等路宣抚副使，尽管后来官至翰林直学士，同修国史，但时代所赐予的滋味却是苦涩的。时代选择着人，人却不能选择时代，有啥法！他于是确立了乱世立节的人生态度。节，就是气节，既要有所当为，又要有所不为。李璮一直器重他，可是一旦发现李璮准备以济南为依托发动叛乱，他便立即向元世祖举报，这正是他所当为的地方。权倾朝野的阿合马慕其文名，“致重币求文”，却遭到了他的拒绝，这便是他以为所不当为的地方。王磐就是这样的一位“古直”之士（《元史·王磐传》）。持这样的态度来直面人生，他当然会感到寂寞乃至某种痛苦，因而引嵇绍以为异代相知，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。因此，在这首诗里，他不但能够娴熟地驾驭史料，做到句句有来历，而且还能够跳出史料的拘牵，做到推己及人，挖掘出嵇绍独特的心态，那就是由“恨”而“事”，因“事”而“难”，由“难”到“幸”的发展过程，使我们觉得这才是一个真实可信的嵇绍。
其实，祭起古代的亡灵只不过是为着现实的需要，嵇绍的心态实际上乃是王磐心态的投影。看起来，王磐真是生活得太沉重了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