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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读韩信传‌》赏析

此诗旨在鉴古,以卓识胜。对于韩信其人,张弘范并不在枝叶上用功夫,而是审时度势地高度集中笔力评析他的成败得失,自是独具慧眼。韩信是有相当政治头脑的军事家,为创立汉帝国做出过卓越的贡献,但以晚节不好,贻笑千古,成了一位后人聚讼纷纭的历史人物。该怎样认识韩信呢?比如在一些元曲作家的笔下,他就是作为笨伯而受到嘲弄的。清人沈绍姬也写到过韩信,其《淮阴侯》诗云:“鼎足才堪角两雄,当年应悔灭重瞳。分羡父子恩犹薄,推食君臣谊岂终。独有千金酬漂母,曾无一语感滕公。名成自古身当退,没齿休论战伐功。”尽管沈归愚谓秀此诗写“报一饭之漂母而不报救死之滕公”“此意无人道及”(见《清诗别裁集》卷二十一),然而作者在批评韩信不知功成身退的时候,连同他赫赫的战功也一概抹杀掉,终不免失之偏颇。在张弘范看来,韩信是一个集合着伟大与渺小、英雄与小丑的复合体。他既是古今难与比俦的英雄,创建过伟大的功业,又是个“终遗万古羞”的小丑,在历史长廊里总显得那么渺小。如此尖锐对立着的两种特性竟奇妙地统一在韩信身上,诗即从这儿切入,生发出绝妙的议论。按诸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,韩信本布衣,贫而无行,抱负却不小,可是项羽、刘邦最初并不把他看在眼里,甚至一度“坐法当斩”,幸亏滕公夏侯婴救了他的命。此后萧何以“国士无双”向刘邦推荐,他才得到机遇施展抱负,成为“有震主之威,名高天下”的齐王,在楚汉之间处

于举足轻重的地位。这时齐人蒯通(即蒯彻,汉人避武帝讳,故改称通)向他纵论天下大势及自身处境,反复劝说他“三分天下,鼎足而居”,殊不知这位曾经指斥楚霸王为“妇人之仁”“匹夫之勇”的人,此刻乃谬托知己,认定汉王待之“甚厚”,表示不愿意“向利背义”,起来造刘邦的反。然而刘邦却早在疑忌他了,待到天下初定,立即就腾出手来收拾他,终因证据不充分才没杀掉他,仅徙为淮阴侯,使之抱着满腔委屈与樊哙等辈为伍。一场剧烈冲突实际上已不可避免。汉十一年(前196)陈豨按照事先同韩信的策划从钜鹿(河北平乡、任县、晋县一带)起兵叛汉,韩信为内应,事泄,被吕后斩于长乐钟室。张弘范诗所议论的重点就是叛汉这桩公案。他明白指出韩信犯有两大失误:一是选择人生道路上的不一贯,先前既拒绝了蒯彻的劝说,后来就不该串通陈豨作乱,前后异轨,善始而不能善终;二是地位变化就心气浮躁,轻举妄动,颇类乎张良年轻时之刺击秦始皇。这两大失误突出地反映了韩信的小丑特性。作为一个复杂的人,当其能审时度势的时候,韩信的英雄特性就占上风,就能够创立大功业;反之,则功败垂成,身首异处。叛汉固然有不得已而然的因素(“可怜一片肝肠铁”),但他毕竟扮演了一位丑角。诗起笔褒中带贬,中间两联议论生风,以“轻举”遥应“一怒”,至尾联方结出许多感慨,你看,主旨岂不是非常明白吗?

张弘范“善马槊,颇能为歌诗”。他写这首诗显然是要从韩信身上汲取教训,有以古为镜的意思。他是蔡国公张柔的九公子,一直生活在蒙汉上层统治集团,对他来讲,如何做到既保全自己又建功立业,自然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,于是他想到了韩信。考其一生行藏,可以看出他是一位颇具政治眼光的军事家。元至元二年(1265)移守大名(河北大名县),遇上涝灾,他下令免掉当年的租税,被朝廷责以“专擅”。为此他去向元世祖说,免掉租税让老百姓存活下来,使国家有“恒收”,此乃“陛下之大仓”,远比“朝廷储小仓”要强得多。元世祖认为“知体”,遂不加追究。至元十五年(1278)元世祖任命张弘范为蒙古汉兵都元帅去攻打赵昺、张世杰,他却坚不受命,理由是“汉人无统蒙古军者,乞以蒙古信臣为首帅”。元世祖向他剖白心迹仍不奉旨,最后命其自择剑甲,对不听令的副手有斩杀权,他才领命出征(《元史·张弘范传》)。卒谥文略,赠太师。诸如此类,较之韩信之请封齐王,羞与樊哙辈为伍来看,他在审时度势方面到底要略胜一筹。因此,其《读韩信传》《读李广传》诸诗,许从宜评以“英气伟论,卓荦发扬”(陈衍《元诗纪事》卷四引《淮阳集》序),也就不是溢美之词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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