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诗旨在鉴古，以卓识胜。对于韩信其人，张弘范并不在枝叶上用功夫，而是审时度势地高度集中笔力评析他的成败得失，自是独具慧眼。韩信是有相当政治头脑的军事家，为创立汉帝国做出过卓越的贡献，但以晚节不好，贻笑千古，成了一位后人聚讼纷纭的历史人物。该怎样认识韩信呢？比如在一些元曲作家的笔下，他就是作为笨伯而受到嘲弄的。清人沈绍姬也写到过韩信，其《淮阴侯》诗云：“鼎足才堪角两雄，当年应悔灭重瞳。分羡父子恩犹薄，推食君臣谊岂终。独有千金酬漂母，曾无一语感滕公。名成自古身当退，没齿休论战伐功。”尽管沈归愚谓秀此诗写“报一饭之漂母而不报救死之滕公”“此意无人道及”（见《清诗别裁集》卷二十一），然而作者在批评韩信不知功成身退的时候，连同他赫赫的战功也一概抹杀掉，终不免失之偏颇。在张弘范看来，韩信是一个集合着伟大与渺小、英雄与小丑的复合体。他既是古今难与比俦的英雄，创建过伟大的功业，又是个“终遗万古羞”的小丑，在历史长廊里总显得那么渺小。如此尖锐对立着的两种特性竟奇妙地统一在韩信身上，诗即从这儿切入，生发出绝妙的议论。按诸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，韩信本布衣，贫而无行，抱负却不小，可是项羽、刘邦最初并不把他看在眼里，甚至一度“坐法当斩”，幸亏滕公夏侯婴救了他的命。此后萧何以“国士无双”向刘邦推荐，他才得到机遇施展抱负，成为“有震主之威，名高天下”的齐王，在楚汉之间处
于举足轻重的地位。这时齐人蒯通（即蒯彻，汉人避武帝讳，故改称通）向他纵论天下大势及自身处境，反复劝说他“三分天下，鼎足而居”，殊不知这位曾经指斥楚霸王为“妇人之仁”“匹夫之勇”的人，此刻乃谬托知己，认定汉王待之“甚厚”，表示不愿意“向利背义”，起来造刘邦的反。然而刘邦却早在疑忌他了，待到天下初定，立即就腾出手来收拾他，终因证据不充分才没杀掉他，仅徙为淮阴侯，使之抱着满腔委屈与樊哙等辈为伍。一场剧烈冲突实际上已不可避免。汉十一年（前196）陈豨按照事先同韩信的策划从钜鹿（河北平乡、任县、晋县一带）起兵叛汉，韩信为内应，事泄，被吕后斩于长乐钟室。张弘范诗所议论的重点就是叛汉这桩公案。他明白指出韩信犯有两大失误：一是选择人生道路上的不一贯，先前既拒绝了蒯彻的劝说，后来就不该串通陈豨作乱，前后异轨，善始而不能善终；二是地位变化就心气浮躁，轻举妄动，颇类乎张良年轻时之刺击秦始皇。这两大失误突出地反映了韩信的小丑特性。作为一个复杂的人，当其能审时度势的时候，韩信的英雄特性就占上风，就能够创立大功业；反之，则功败垂成，身首异处。叛汉固然有不得已而然的因素（“可怜一片肝肠铁”），但他毕竟扮演了一位丑角。诗起笔褒中带贬，中间两联议论生风，以“轻举”遥应“一怒”，至尾联方结出许多感慨，你看，主旨岂不是非常明白吗？
张弘范“善马槊，颇能为歌诗”。他写这首诗显然是要从韩信身上汲取教训，有以古为镜的意思。他是蔡国公张柔的九公子，一直生活在蒙汉上层统治集团，对他来讲，如何做到既保全自己又建功立业，自然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，于是他想到了韩信。考其一生行藏，可以看出他是一位颇具政治眼光的军事家。元至元二年（1265）移守大名（河北大名县），遇上涝灾，他下令免掉当年的租税，被朝廷责以“专擅”。为此他去向元世祖说，免掉租税让老百姓存活下来，使国家有“恒收”，此乃“陛下之大仓”，远比“朝廷储小仓”要强得多。元世祖认为“知体”，遂不加追究。至元十五年（1278）元世祖任命张弘范为蒙古汉兵都元帅去攻打赵昺、张世杰，他却坚不受命，理由是“汉人无统蒙古军者，乞以蒙古信臣为首帅”。元世祖向他剖白心迹仍不奉旨，最后命其自择剑甲，对不听令的副手有斩杀权，他才领命出征（《元史·张弘范传》）。卒谥文略，赠太师。诸如此类，较之韩信之请封齐王，羞与樊哙辈为伍来看，他在审时度势方面到底要略胜一筹。因此，其《读韩信传》《读李广传》诸诗，许从宜评以“英气伟论，卓荦发扬”（陈衍《元诗纪事》卷四引《淮阳集》序），也就不是溢美之词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