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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宿旧彭泽怀陶令》赏析

  开篇二句,一般均以为是释陶令名字之义,即虽想潜藏而不能逃于渊。然而这样解释与下文意思不连贯。南宋吴仁杰《陶靖节先生年谱》谓深眇则易潜居,如果潭渊明澈见底,就无法藏身,故陶令晚年改名为潜。山谷此处用《庄子·庚桑楚》中的典故:“故鸟兽不厌高,鱼鳖不厌深。夫全其形生之人,藏其身也,不厌深眇而已矣。”下面二句说陶渊明本是一世豪杰,但为彭泽令仅八十多天就弃官归隐了。山谷称他为“一世豪”是言之有据的。他少年时代即“猛志逸四海,中年时常叹惜“有志不获骋”,老年时代犹“猛志故常在帮,可见平生抱有经世济民之大志。而他又晦迹不任了,山谷认为是由于“司马寒如灰,礼乐卯金刀。”意即司马氏的东晋王朝,此时已如冷却之灰烬,而刘裕则已擅政治,军事之大权。刘氏擅权,乱世无道,所以向令就决意沉冥了。山谷以蜀庄来比陶令,颂扬其能保持高风亮节。

  山谷这样称颂陶令是以某些史书作根据的。沈约《宋书·陶潜传》云:“自以曾祖晋世宰辅,耻复屈身异代,自高祖王业渐隆,不复肯仕。”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,官至大司马。作为陶侃后裔,他依恋旧朝,不愿仕宋,亦在情理之中。但沈约此说早就有人表示怀疑。陶令在晋安帝义熙元年(405)自彭泽辞官归田时,刘裕刚以一个地位不高的武将,临时被推为八州都督,初掌朝政,下距晋、宋易代之时(420)还有十五年。不能说他辞官的原因就是“耻复屈身异代”,即使他当时对刘裕不满,也不可能预见刘裕将来篡晋的结局。山谷博闻强识,熟悉史乘,其取沈约说是蔽于儒家忠孝观念。山谷此说对后世颇有影响,自南宋起盛行以“忠愤”来解释陶令后期的作品,是与山谷此诗分不开的。

  “岁晚以字行,更始号元亮”诗意是说陶令在晋时名潜字渊明,刘裕篡位后即以渊明为名,更号为元亮,自别于晋宋之间。吴仁杰《陶靖节先生年谱》早就指出,山谷此二句是承《南史·隐逸传》的“潜字渊明”之误。实际上陶令在晋时名渊明,字元亮,在宋时始更名潜,仍字元亮。最有说服力的证据,是颜延之的《陶征士诔》曾云:“有晋聘士陶渊明。”既以陶令为晋臣,则宜用其旧名渊明。颜延之与陶令是知交,所作哀悼亡友之《诔》,用名不应有误。山谷以“虑愤”目渊明,自然采取《南史》的说法。陶令在晋时已号元亮,而山谷却生出“更始号元亮"一说,这是为了借题发挥,便于把陶令塑造成理想人物。

  他说陶令更号是欲以蜀汉丞相诸葛亮自比,要兴复汉室,汉、贼誓不两立。但晋宋易代,诸臣竞相趋附,陶令看到向于旧朝的人并不多,他的心情是凄苦的。虽说是凄苦,但他仍然“肮脏”,即刚强不屈。山谷惋惜当时无益州牧,即刘备,渊明遂不能成就诸葛亮的勋业。在中国文学史上,山谷此诗首次以诸葛亮比渊明,实属创见。清代诗人龚自珍亦云“渊明酷似卧龙豪”,可以说是从此诗得到启发。

  渊明虽一心忠于本朝,但岁月流逝,壮志未酬,只有好诗流传下来。渊明的诗文,在南朝时并不受重视,到了唐代才普遍受到赞誉。其文名至宋而极,苏轼追和陶诗百余首,称为曹刘李杜所不及,山谷此诗,称其为“落笔九天上”。由于尊崇渊明的“忠愤”和诗文,故山谷云:“向来非无人,此友独可尚。”这就是说,古人中有许多可与之为友,其中以渊明为最。尚友说出自《孟子·万章下》的话,可以说是山谷写此诗的圭臬,意即上与古人为友,要读懂他的诗文,必须了解他的为人,了解他所处的时代。经过全面考察,山谷认为渊明最值得自己尊敬。本应酌杯祭奠,正遇上自己戒酒,此礼也就免了。结句是说自己仿《楚辞·招魂》,写此诗是为了召唤渊明的灵魂。

  宋人魏泰曾云:“黄庭坚喜作诗得名,好用南朝人语,专求古人未使之事,又一二奇字,缀葺而成诗,自以为工,其实所见之僻也。故旬虽新奇,面气乏浑厚。”(《临汉隐居诗话》)他与山谷是同时代人,上述的一段话虽贬黄诗,但用来评论山谷此首怀陶令诗的得失,却大体恰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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